葡萄

不安生

 

总还有另一种说法

外面的世界。

柴莱特:



    剧种限令生效的第三天,我们开始看书;第七天,电视机上落满了尘埃;第十三天,书目限令出来了,我们将书柜付之一炬;第二十天,我们开始哼唱电视机和收音机里每天轮流播放的那几首歌曲。除此之外,我们无事可干。第四十三天,我们在机器检修的间隙聊天。

    “按日子推算,今天我追的那部剧应该是完结了,”张崇真说。说话时她紧紧地抱着手里的茶杯,用呼吸拨开萦绕于上的雾气。冬天逼近了我们镇。想了一会儿,她又补充道,“昨天就完结了,按说,网上应该下载得到资源。”

    “镇上所有网络都成了闭路,你去哪里下?”李仰明道。他靠在墙壁上,用手揉他的眼睛。由于长时间劳作,它们应和以吱嘎的声响。我们沉默了一会儿,各自思考。仰明又说:“何况今晚要开全镇大会,会上要抽背镇长口号。我们下了工就要赶过去,你连开电脑的时间都没有。”

    崇真露出参加爱犬葬礼的神情。不过哪有什么爱犬的葬礼。在普遍评判标准线以下的事物,就算凭空消失也不会得到妥善的解释。

    我什么也没说,我只是崇敬地看着他俩。他们总是很有主意,不论是在大限令前还是在大限令后。我们三个人一块儿长大,经历了街坊间长大的少年应当经历的所有事儿。崇真喜欢看外面的电视剧,仰明喜欢读外面的书本,我只是跟在后面,听他们给我讲诸多外面的知识。

    而“外面”这个概念,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了。大约是五六年前,镇上突然爆发了一次文化大危机。电视台倒闭了。因为收视率过低,没有商家愿意给钱在本镇的电视台做广告。我们习惯看外面的电视节目。书店里没有本镇人写的书了——这是镇长发现的。他走了几圈,发现大家手里捧着的都是外面的书。这令镇长非常生气,他认为本镇的人就要被外面侵蚀了,或者说,“要扶持镇里人自己的产业”。于是他挥挥手,把外面的书和电视的引进削减了一半。

    这对我而言影响不大,我本是对外面无所谓的人,镇长说什么,我就听什么。但崇真和仰明非常愤怒,以至于外面三个人坐在一起时,我总不敢说出我的念头。他们一得闲,就聚在一块,念叨些自由什么的,开放什么的,这些外面的东西告诉他们的字眼。

    “本镇的东西能看吗?”崇真尖酸地说。她的语气像滚动着两列飞驰的火车,长鸣不休,“本镇人就爱看戴绿帽的、婆媳闹的、谈情爱的小打小闹,本镇人不爱决定自己的生死!”

    我听了有些生气,但后来想想,可能是我也是那种守着本镇自制的,有关戴绿帽的、婆媳闹的、谈情爱的电视节目的本镇人之一。但仰明先我一步,他的声音低调而沉稳,像路基里沉着的大石块。他说:“你别这么激进,镇长这么做,也许确是有理由的。”

    但是有什么理由,我们也想不出。我们当时高中都还没毕业呢。而“外面”的恶传,也是从那时开始的。我们听镇长日复一日地强调,外面的东西是鸦片,是害人精,会让我们的孩子三岁就反抗我们,在刚拿得动刀的年纪就互相杀害,在学校谈恋爱,无心上学,有伤风化。会蛊惑我们去外面,为别人当奴隶,背井离乡,又因无法回到本镇而日夜恸哭。他还强调,去到外面的人,推崇外面的东西的人,都是镇子的叛徒。

    “叛徒”这两个字太重了,重得我们只有在本镇的大学念完书,进入本镇的工厂。这种说法流传了五六年,到这个冬天,终于完完全全地咬紧了镇子的牙关。我们每天在电视里看本镇自制的电视节目:讲述青少年们在学校里夭折的情感,又落到万人唾弃的结局;镇长英明,镇长是镇上人的救星,镇长使我们免受外面的迫害,镇长万岁;没有争吵的人间喜剧,大家相亲相爱,理解万岁,不需要异己与分歧;镇长英明,镇长万岁;一点点引人遐想的性感暗示都是羞耻的,袒胸露乳是放荡的,应该掐灭;我们生活在平和而欢乐的小镇。

    接着收工铃响了,我们从机器旁站起,回到岗位上去。我们做的是流水线的活计,模具定制好花样,一按一个准。我们三个人呆呆地注视着一团又一团挪过去的面团,被按制成一模一样的、死寂的面饼,谁也没有再说话。




    但是总还有另一种说法。

    镇长的话将镇的缝隙堵得严严实实的过程中,另一种说法也在潜滋暗长。这种说法归类为,“外面”并没有那么坏。他们举例说,过去,在我们还能看到与听到“外面”的日子里,我们过得也还没有那么糟。我们的后代博闻强识,拥有自己的判断,我们的感官和心理也得到至上的娱乐。这有什么不好呢?

    对于这种说法,我无可厚非。但崇真和仰明似乎是它的拥护者。他们总是在背地里讨论这种说法,没日没夜,似乎异常激动。我将茶水端进房间里,送给他们润一润干涸的喉咙。总觉得他们话语里的冲动要撞破壁垒,长出什么东西来。

    所以,异变发生在两周后的冬夜。那是我们每周例行集会,抽背镇长口谕的日子。

    我们镇的四周是高高的围墙,围墙外是一望无际的荒原:这就是我们与“外面”不可逾越的壁垒。但是一次下班后,坐在饭馆里,仰明笃定地跟我说,他找到了围墙的漏洞。

    “是什么?”崇真的眼里滚动着冬夜的星汉。但我不敢问,我隐隐预料到他们要做什么。

    “我准备好了跨越平原的食物和水。”仰明说。不需要别的解释,我已经明白了。我颤着嘴唇说不时,他又接着解释道。

    “镇长在集会时会召集全镇的警卫去维护他的安全。就在讲台的东北角,有一个废弃的楼梯,可以通到外面。那天晚上,警卫薄弱,我们就走掉。”

    言罢,他俩都看着我。崇真的手碰到我的,我哭了起来。我说:“你们会死的。”

    他俩仍然看着我。崇真的手覆在我的每一个呼吸的毛孔上。“我们相信镇长,不好吗?”

    “你要知道,”仰明沉稳地回答我,“我们并不是为了某一种说法而活着,或是离去的。我们是为了‘另一种’说法的存在而存在。”

    他说这话时目光熠熠地看着我。寒风透过窗缝,发出号角一般的声响。这种号角声贯穿了那之后的我的每一场梦境,在集会当日,在聚光灯的边缘捕捉到两个攀着墙沿,小心翼翼地行走的身影时,我仍然听得见。

    当然,我什么也没说。我夹在集会的人群里,面朝讲台上的镇长,一同高声呼喊。

    “我们镇是、并将会一直是怎样的镇?”镇长举起双手,向我们咆哮。

    “民主!”我们齐声高呼。崇真的手一把抓住了楼梯的门把。

    “友爱!”人山人海的呼告中,她打开门,招呼后面的仰明。

    “包容!”仰明背着大包,艰难地攀上去,在进门前,朝底下乌泱泱的人群最后望了一眼。

    “自由!”我尖声叫道。门关上了。

    镇长在叫喊平息后,翻动手中的全镇名册。我与人群屏息等待这个抽查的时刻。少顷,他凑近话筒道:“李仰明。”

    话筒声在广场四面的建筑物之间,弹球似的折返。灯光岑寂。

    镇长又叫了一次。

    他往下数了一个:“张崇真。”

    我在灯光下看他,感到他坚不可摧的灰色头发有一些颓然和苍老。

    “张崇真!”

    “她走了!”我大声吼道,“仰明也走了!他们去外面了!”我大声说了两遍,我觉得自己悲悯、平静又壮烈。

    从那之后,他们成为了全镇的叛徒。他们的名字被挂在镇集市的当口,每天接受诅咒、唾骂与排斥。镇长召开多次讲话,宣布他们是通“外”的异类,为人不齿。

    但仍不时有一些将信将疑的人来询问我,原因,以及他们的下落。关于原因,我只是重复一遍仰明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他说,我们是为了“另一种”说法的存在而存在着。而至于下落,我不知道。他们或许早已饿死荒原,或者受“外面”的迫害与拘禁,永世不得返。但这都不受我的控制。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每一个要听的人。

    因为我们不会为某一种说法终其一生。总还有另一种说法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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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刘朝暮悲情热线 转载了此文字
    孔嫣然同学又给你推荐了一篇好文章
  2. 葡萄悲情热线 转载了此文字
    外面的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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